发展的“软”道理与科学的发展观

   这是一篇欠了近三年的文债。2001年，承蒙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前校长杨叔子教授赠《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》三卷，粗读后深受启发教育。对杨校长致力于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早有所闻，十分敬佩。当时我曾向杨校长和熊有伦教授等谈起自己的认识：如果经济建设是发展的“硬”道理，那么人文教育就是发展的“软”道理；一个社会要长期和健康的发展，必须“硬”“软”适度结合，不可脱节；否则，没有“软”道理的支持，“硬”道理也不可能长期硬下去；一定程度上，人文教育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。我答应就此写篇文章，但一直无法兑现。

   就是今天，我还是认为在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中，把人文科学教育作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，这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。以人为本，说穿了就是如何在有限资源的条件下，尽最大可能使人幸福；所谓可持续性发展，就是强调“人”，不但是指“当代的人”，还包括了子孙后代，以及与人共处的大自然。按照西方目前流行的一种观点，人的幸福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化学反应，即人的期望和现实的差别导致大脑多巴胺（dopamine）不同程度的释放。这个观点对否先不说，但人的幸福与期望直接相关是显然的，所以幸福的问题，就是期望的问题，而人文教育相当程度上就是关于期望的产生、限制、理解和欣赏的教育。单靠物质的丰富，不能完全解决人的幸福问题，也就是平常讲的“有钱不见得幸福”，个人如此，整个社会也同样如此。根据作家和心理学家Csikszentmihalyi的调查：自1956至今，美国平均个人收入差不多翻了三倍，但历年来说自己很幸福的美国人的数目几乎维持不变，总在30%上下波动。难怪《老子》第59章的第一句就是“治人事天，莫若啬”：按华中涂又光教授的解释，这里“啬”意谓消费要俭，生产也要俭，“双料”的俭就是“啬”了。这一个“啬”字体现了有限资源下，对人之期望的一种管理思想，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。

   人文教育直接影响着每个人的文化观、价值观、道德观和整个人生观，无形中约定了人与人、人与社会、人与自然（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）之间交往互动的“协议”。相对而言，这是一个“软”协议，因为大家直接看到的往往是科学技术中的物理定律，社会管理中的法律条例，认为它们才是真正的“协议”，是“硬”协议。违背硬协议的后果是直接和即时的，但许多时候违反人文“软”协议的后果是非直接、延时和隐性的，往往不引起人们的重视。但正像计算机中硬件离不开软件，因特网上没有协议或违反协议就是一团混乱一样，一个社会缺少或违背“软”协议的后果其实也是十分严重的，甚至可能导致隐性间接的灾难。环境问题、腐败问题、治安问题、交通问题等等，可以说是“硬”“软”协议失调的直接体现，其经济损失触目惊心，必须算到经济发展的“隐性成本”之中。

   或许有人认为人文总不能当饭吃、作物用，人文“玄”而“虚”，因此是非首要的。然而，如果把事物的发展分成“从无到有，从小到大，从弱到强”三个阶段，那么从长远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来看，人文教育主导的就是“从无到有”的第一阶段，因为创新意识往往同人文思想密切相关，而科技和管理主导的则是“从小到大，从弱到强”的阶段。种子不佳，果子何待？因此，人文教育至关重要。

   其实，早在1993年就听到杨校长提倡大学生人文教育的议论，那一年是我第一次回国讲学，并被聘为华中的兼职教授。当时没有感到什么，甚至还有“哪来这么多的时间”的念头，没想到一回美国就被学校抓“差”进了大学生课程设制委员会。在此之前，我除了教自己的课外，对美国大学生的课程设制了解甚少，基本还是国内的印象。在委员会里，才发现学校里不同工科专业所必修的人文（Humanities and Social Studies, HSS）学分从18到24不等，占总必修学分的10%到20%之间。我从此向系里提出不再指导低年级大学生，因为我几乎没有相应的HSS背景。最使我吃惊的还是在女儿读书之后，由于祖父母在美时“拔苗助长”的功劳，她的数学水平从一年级时国内的三年级水平，居然“发展”到三年级时国内的一年级水平。我觉察后忙问老师都在教什么，并找到学校问“罪”。这才发现美国的小学根本就不是我熟知和想象中的小学，多数时都是老师和学生策划议题，“拉帮结队”，分工查资料，做灯片，制海报，然后讲演宣传，“兜售”自己的“研究成果”。议题大到美国宪法，小到水在太阳下的蒸发过程，但多数内容都是人文方面的启蒙教育，很少正正规规的教数学，物理化学就更不见影了。老师告诉我，学校强调的是培养学生的组织、合作、表达和交流等能力。我对此的态度也从愤怒、吃惊、到无奈。联想到自己的数学能力还算好，只是一作研究就想去推数学方程，“思维惯性”加“技巧惯性”，结果多数时候总是给他人“作嫁衣”，没有什么大成果，只好自我安慰的推想：或许我知道的教育方式的最好结果就是培养了一批高级“打工仔”，而这种方式的最差结果就是培养了一批低能“小老板”。虽然一个社会离不开“打工”的，但具体到每个父母，却往往希望自己的子女作“老板”，想到此，也就随它去了。

   对于国内大学生人文课程设置，我还是停留在文革后初期自己作学生时的亲身感受，并不了解现状。今年年初，我拜访了西安交大校长郑南宁教授，他提起西交大最近提出的“2+4+X”学生培养模式，其中硬性规定了大学前两年的人文课程教育。该模式虽然有鲜明的“中国特色”，但的确是向国际标准迈进了一大步。基于自己读书时的切身体验、过去二十年来同留美中国学生的接触以及五年来同国内学生的交往，我认为加强对学生的人文教育已迫在眉睫，不知教育部是否已有方案实施，如果没有，这理应是一项首要任务之一，特别是在我国高教事业在数量上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之后。正像郑校长在介绍“2+4+X”时所说的：现在学校要“努力地对过去的一些不合理的，特别是不符合高等教育规律、不符合人才培养规律的制度进行清理”。

   更可喜的是，政府正在提倡“坚持以人为本，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全面、协调、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”，以此推动“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。”GDP不再作为经济发展的“指挥棒”和唯一指标，“环境哲学”、“环境文化”也已不再是空谈。但我们的教育应该更进一步，明确人文教育是树立和落实这种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保障。我们的科研成果和人才评价体系也应闻风而动，树立和落实全面、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成果观和人才观，特别是不能以论文数目和SCI为“指挥棒”和唯一指标，甚至再出现靠SCI致富成“百万元户”的现象了。

   当然，凡事不能走极端，每个阶段要做每个阶段该做的事。如果我们的人均GDP还不到3位数，谈科学的发展观似乎也太牵强，如果连几篇像样的国际或SCI文章也没有，谈科学的人才观也是笑话。青少年也不能花太多的时间在人文方面，甚至借此成了“小说迷”、“电视迷”、“旅游迷”，况且有些人文方面的知识，必须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阅历的增加才能理解和掌握。如果像过去那样把时间都花在琴棋书画，唐诗宋词加八股文上，也同样会是一场灾难。我们民族的发展史、我们近代科技的落后，已证明了这一点。更确切的说，我们或许还处在那场“人文”灾难的尾声之中。“周而复始”，应当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进行，不能重复过去的歧途。

   要确保“硬”“软”的适度结合，科学地、实事求是地看待人是根本的保证。在这方面，西方基督教的态度是人生来就有“原罪”，而我们是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。其实人既不是鬼，也不是神，人就是“人”。特别是不能以“神”的标准要求人，否则因为做不到，就只好“装神弄鬼”，就会出现人前是神、人后是鬼的现象，以至社会失去公信力，上上下下都必须戴着面具生活，法律和制度成了摆设，理论和口号都变成了李贽所说的“阳为道学，阴为富贵”的手段。朱熹早已指出：“盖人心之灵，莫不有知，而天下之物，莫不有理”，科学发展到今天，我们不妨采取“人之初，性自然；好与坏，前后看”的态度，这里的“前”与“后”是指“基因和遗传”与“环境和培养”，“过去和今天”与“明天和将来”，“此一事”与“彼一事”，就事论事，就时论时。不但承认人就是人，多数人作不了“神”，还要承认极少数人可能就是“坏”人，是“先天”决定的，但同多数人有同样的自然生存权利，就像虎狼也有生存权一样。我们必须尊重他们的权利，但要防范应对，甚至反击，使他们在社会上不能自由和无约束地危害社会。至少在哲学上，人文教育应当体现这一点，在此基础上，尽最大可能教育培养人向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上转化。

  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随着科技的发展，特别是制造业的信息化、自动化和智能化程度的不断提高，多数商品的成本都将趋向于“零”，物质生活将无比的丰富，人类将在物质上实实在在走向真真正正的“共产主义”。那时，决定一个社会文明水平的，决定一个民族先进程度的，相信一定会是人文教育的结果。

*本文发表于2004年6月3日《科学时报》读书周刊版。